郑也夫自述

┃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
┃知者自知

刺头、边缘人或魅力人物
郑也夫自述

© 采写：陈洁
© 讲述：郑也夫

　　采访手记： 
　　北大社会学系办公室的老旧空荡程度超出我的想象，抽屉门板耷拉着，桌面是翻边的，落地扇看起来经历过上山下乡和批斗，一柜子的奖章落满灰尘，毫无荣光。郑也夫安然坐在这一群破落的物什中间，激昂地指导博士生论文，声音洪亮得楼梯口都能听见。他花很多时间听学生的想法，再花不多的时间驳斥和推翻学生的想法。 
　　轮到我采访时，他几乎“气息奄奄”了。他解释说，要省点体力，一会儿还有三小时的课，课后还有一个座谈。我赶紧把采访机往他跟前推近，担心录音效果受影响。其实多此一举，他很快又昂扬起来，声音洪亮。这时我发现，他脸上的光芒超过了蒙尘的各色奖杯。 
　　据说，郑也夫被比作学术圈的王朔。异端、另类叛逆、边缘化。他还自虐、好斗、执拗、重规则、大开大合、有精神洁癖。因为点名批评学部委员而当选年度魅力人物，因为频频跳槽而令人侧目，因为离经叛道且口无遮拦而被爱、被恨、被怕、被厌。 
　　郑也夫到底是什么人？ 
　　走近郑也夫，觉得这个老愤青蛮可爱。听郑也夫骂人和论世，是一件享受的事情。我私下里认为，郑也夫说的比写的有味道，随便说的比正式说的有味道。有些人的表达，是一定要有具体对象的，最好还有矛盾冲突，才能痛快淋漓，所以鲁迅会写杂文，郑也夫则不停地言说。 
　　不过，其实我也知道，我说喜欢郑也夫，是叶公好龙的那种喜欢法，远远地欣赏可以，如是跟他共事，以我的为人处世之道，怕也会挨他骂，是他所谓的“平庸之人”，我八成还会讨厌甚至忌恨他对人的苛刻、对事的严烙。比如，你跟他说的事，桩桩有着落，他跟你说的事，也要求件件有结果，否则，他就不跟你玩。单这一点，绝大多数人就受不了。现如今有口无心、轻诺寡信的人多了去了，我就在其中。这么想来，也就可以照出自己袍子下的“小”来。 
　　郑也夫，大概不过是世间的一面大镜子吧，因为太彻亮，所以谁也不愿去照。而他也不以为意、不为所动，只顾自己明晃晃地在阳光下发亮，扎人的眼，扎人的心，让世界好歹亮一点。

　　我的人生道路和选择跟家庭没什么关系。我家五个孩子，母亲是小学教师，父亲原来是编辑，因为抗上和个人的性格原因，1961年被发配到东北某县城。1965年，他曾经动员母亲和读中小学的三个孩子去该县城。班主任都来做工作，母亲带领我们坚决抵抗。如果去了那里，我们三个孩子将是完全不同的经历和命运。 
　　我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关心政治的人。从青少年时期很早就是这样了。文革中思想非常活跃，整天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，串联都不去游山玩水，就是看大字报。但关心归关心，很多东西不接受，也不参与运动。这跟个性有关。有些人关心政治，而且总能跟主旋律合拍，能参与进去，有些人关心，却不赞同主旋律，入不了戏，我就属于后一种。所以对于运动，我只是在内心活跃，行为上不活跃，不参加运动，是所谓的“逍遥派”。 
　　我应该1966年初中毕业，因文革1968年才离校，上山下乡。我是怀着极不情愿的态度去的。我以前总认为，社会上嚷嚷就嚷嚷吧，但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，我就不信学校真不办了，一直到最后都不敢相信。后来越来越水落石出，彻底明白了真的没有学可上了，不能想象，更不能接受。 
　　迁户口前，我在家大哭一场，哭得撕心裂肺的。不是因为害怕吃苦，当时娇生惯养的人很少，家里都是多子女，尤其我又是争强好胜，练田径的人，很能吃苦的。我哭是因为觉得没了前程，不能接受这个荒诞的事实。 
　　当时宣传阶级斗争，人在感情方面都很冷漠，我不记得我中学哭过，但那一次哭得声音大极了，我妈对孩子是比较宠爱的，她说：“户口簿在抽屉里，你要拿就自己拿，我不会递给你，不去就不去。”我知道不走是不可能的，学校和街道会不断施加压力，用各种方式“动员”。 
　　我就这样很不情愿地走了，连表面上装出来的高兴都没有，我装不出来。可见我和时代是很不合拍的。 
　　去的是黑龙江建设兵团852农场。离开政治中心、运动中心，离开了旋涡。开始劳动，也开始反省。告别主旋律、离经叛道就这样开始了。当时叛逆得一塌糊涂，都是思想深处的革命。 
　　我们最初到这个生产队（当时叫连队）的是四十多个男女知青，但能深入谈政治的只有高中生老何，他喜欢数学和哲学，爸爸是正局级干部。两个出身殊为不同的人思想上走到一起。我们很多想法没法跟别人说，就是一对一偷偷地交流。我们对文革是彻底否定的。在青春时代，那么深入地讨论，不断有新的思考、新的发现，都是热血青年，关心天下大事，在讨论中思想一起往前走，有一种快感、离经叛道的快感。 
　　当时我们有七八个人关系很好，但能这样畅谈的只有老何，因为其他人的思想没到那水平，说出来怕吓着他们，大家都不好办。 
　　后来交友越来越广，都是跨生产队的。我的活动能力很强，听说谁有思想就去找谁。旁边队里有个上海知青，姓崔，外号“吹破天”，哥们儿都称他“破天”。他有朴素的社会正义感和极强的组织能力，是天生的活动家，阴谋家，鬼点子多的出奇，但本质极为善良，处处照顾朋友。保护他所在连队的知青日子好过一些，别抽风。 
　　我们都在修水库，但不在一个连队。他们连干活三班倒。那时我们就有这样的争论：要不要好好劳动？破天本人并不少干活，但没有被“催眠”，出于本能地保护自己和周围伙伴的利益，不被忽悠大干多干。他经常劝告积极分子：别太积极了，显得别人落后。劝告卫生员：别难为大家，开假条手松一点。那个卫生员是1965年去的老知青，死心效忠连长，开病假紧得厉害。破天决定教训她。那时候连队严禁谈恋爱。卫生员岁数稍大，正和一个本地人谈恋爱。没地方会面，有个老职工中午让出屋子给他们。一天中午，听命侦查的小兄弟告诉破天，那屋里只有这对男女了。破天布置其他兄弟在那间房子的门口外面打扑克，喊得震天响，让里面人听见。打牌的是夜班的。卫生员却到了上班时间不敢出来，怕暴露了私下的约会。破天让另一个小兄弟在工棚里打滚装肚子疼，也喊得震天响。别人找连长说有人病的要死，卫生所锁着门呢。连长下令大家找卫生员，几十个小兄弟在破天的布置下，带着连长故意从最远的屋子找起，找了小一个钟头，在连长怒气冲天时敲开了那间屋子，找到了这对男女。卫生员罪过大了：谈恋爱，不上班，耽误病人。以后积极分子们怕死了破天。后来上面组织了工作组要整破天。愣是三个月调查，抓不到把柄，破天的人缘好的厉害。抓到一点把柄，他就是反革命。 
　　他的事我做不来，我没那么大能力。我庆幸自己在青春时代能交上这样的挚友，他是852农场八千知青中的神话人物。似我这等侏儒，唯一的长项在于思想。我私下对几个朋友提出了自己的理论，我们就不应该卖力气劳动。就像一个家似的，爷爷整天摔盆摔碗（指搞运动），却要孙子拼命劳动，累死累活，凭什么？破天组织了几个不同意我的理论但也是有思想的哥们儿争论了一次，我大获全胜。我还说，现在喊得震天价响的革命，根本就不是革命。革命是不满现状，主张变革，现在到处叫喊“形势一片大好”，那还革什么命啊，荒诞，说不通。看得出来吧，他是劳工领袖，我是劳工里的思想家。

　　简单地说，我就是这样过来的，八年半将近九年，一直在社会的底层。社会的情况当然是糟糕透顶，我们自身的情况也非常坏。很长时间前途渺茫，回不了城，完全不知道未来是什么。整个的精神生活就是牢骚，越来越精致的牢骚。我们开始分析社会，我是讨论最热烈、分析问题最深入的人。如果说做社会学，那时候就是启蒙的时期。 
　　我以自己最敏感的年龄，遭遇了中国几千年最黑暗的时期之一。我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少年，那八年就是在精致的牢骚和思考中度过的。这决定了我的兴趣就在解释社会、分析社会、认识社会、谈社会。 
　　后来我做研究，给不给钱都无所谓，这是我感兴趣的，从青年时期就开始了。分析自己所置身的这个黑暗和荒诞的社会，我喜欢干这个。 
　　我很早就开始思考社会的事情，读社会这本大书。当然也读一点书，能找到的书都读。这一代人读的书比较类似啦，基辛格的《选择的必要》，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，赫胥黎的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等内部读物，大家换书看，我认识的朋友多嘛。另外农场抄家的书放在团部一间屋子里，来农场第一年我们休息天跋涉三十里地，偷回了六旅行包的书。 
　　我出身不怎么好，有海外关系，叔叔在国民党军队文工团，去台湾了。加上我自己思想也落后，好的工作绝对不让我干的。我也就学点东西吧，学外语，什么都学，只要可能。我其实什么都是自学成才的，后来搞社会学也是，一直没什么老师。我读什么都是自己读的。 
　　当然有过绝望，一团漆黑，对生活绝对地丧失信心。别人也能觉察到我的思想动态，不进步吧，所以什么好事也轮不到我干。后来我混到一个农场当教员，先教英语（此前自学了几年英语），后英语课取消改教体育，得到那份工作真是绞尽脑汁、挖空心思，还靠哥们儿帮忙，包括破天，他活动能力巨大。 
　　谋到教师职务之前那两年是心情最差的时候，自杀的念头都有过。说得好听一点，是一个有点理想的青年的悲观，我还有点才干，又一直很努力，怎么一辈子就干苦力了呢？又没有一点办法改变这个状况，心情极坏。 
　　终于陆续回城了。回北京之后、考大学之前，有一年待业时间。我在农场就自学英语，那时同龄人中没几个人会外语的，所以我心情还不错，对自己有了信心。 
　　然后就是恢复高考。我户口要是没回来，大概只能上佳木斯师范、鸡西师范之类。我在北京考的也不是很好的学校。 
　　考试很容易，我的实力是没问题的，但因为心理负担重，发挥非常不好。当然实力搁在那，不可能考不上的，分数够了，可是就没录取。我们去抗议，到招生办静坐，一大批的人。两个月后，北京市教委扛不住了，宣布扩大招生，我就被录取了。也算高考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吧。 
　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来录取了一个班四十个人，补录了我们四十个人，他们是住校班，我们是走读班。每天早上骑车来，晚上再回去，一个学期后学校腾出了房子来才住校。我们班的平均分比他们高，最高分和最低分都比他们高。 
　　我只读了一年半就走了，1979年到社科院读研去了。是因为经济原因。我是以北京待业青年身份考的大学，虽然工龄很长，但没有单位，没有收入，不能带薪读书。考研究生就为了得到每个月40块钱的助学金，跟二级工收入差不多了，我很满意。 
　　在社科院学的是世界宗教所的世界宗教系。我读研究生时就有个出国梦，收集了很多资料，是出了名的“出国专家”，老有人来咨询我，找外国大学资料、联系地址什么的，别人不懂我都知道。北图有个外国工具书资料室，我熟极了。我老早就联系成了留学，申请到全奖，学校没让走，不放。为这事我跟导师关系闹得很僵。 
　　读完研究生，1982年中国有社会学了。我毕业去了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。后来还是出国了。

　　哎，我就不明白，你干吗采访我呀？我有什么好写的？就是换的单位多了点，中学毕业后走过十个单位了。这值得说吗？人往高处走，小单位科研水平太低，呆烦了就想走呗。直接原因是评职称、要房子……咳！这件事都说烦了。 
　　社科院社会学所职称是两级评定，挺复杂的一个章程，形式上貌似挺严格的。所里报三个候选人到院里参评，在院里评定中三中取二。所里的评选规则挺细致，还有所外同行参加。第一轮投票一个人过半数，通过。第二轮又一个人过了半数。第三轮通过的是我。但是所里从长期经验中制定了规则，选出候选人后，重新在他们之间（这次就是我们三人）再投一次票，排出最终次序，上报。据说，这个规则可以抵消一些无法推卸的“帮忙”因素。而最后的投票，我排序第一。这些都是评委里的同事告诉我的。他们说，这种后来居上的情况常常出现。所里最终参加院里评定的同事告诉我，在院里发生了争议，别的研究所的人说：社会学所的同志再商量一下，给个顺序，我们不懂社会学的事情。几个人下去后，陆所长发话了，我从排序中的第一变成了第三。愣把我拿下来。按说我可以到院里告他们，可这事我干不来，我从不靠拢组织。 
　　说实在的，陆学艺对我挺好，把我调到所里，第一天上班的中午他请客吃饭。沈原告我说老陆调一个人进来，第一次见面就请吃饭，这举动是不多的。评职称他是遇到难处了，什么难处我不知道，反正他把我牺牲掉了。公布后我没找他，他主动找我说：他在帮助我，但无奈多数人没投我的票。他小看了我的人脉和信息。我想清楚了他的窘境和尴尬，就说：职称的事情不谈了，我要一间房子，老住父母的房不合适，还有侄子外甥等着住昵，我二十多年工龄，工作单位一寸房子也没给过我。他说，来的时候合同不是写了不要房吗？我说绝无此事。一查合同，他说，哎哟，忘和你提这一条了。但还是一间房也不肯给我，他觉得我反正有房子住。职称的事情我再没有说过一句话。 
　　第二年评职称我不申报了，这在所里是个小地震。我当时没想调走，准备坚持这种姿态，永远都不报。什么时候领导觉得不好看了，要我报，我再要他们解释上次怎么回事。我是有点自虐倾向的。我觉得这个所没什么正义感可言。这么不公正的事情只有两个人说了话。一个是杨雅彬副所长，她听说这事立刻和所长吵了一架。另一个是沈原，他是所里的绝对骨干，因为不平此事，步我后尘离开社会学所。这两个人帮我平衡了内心世界——还有追求公正的人。和老陆掰了不无遗憾，这件事他不坦诚，我太决绝，没办法。他帮过我，他身上有很多优点，这些我都记得。那几年我还在北京社科院。每年老陆都要做东，住到郊区宾馆，组织社会学界的神仙会。多数到场者是社会学所的骨干，孙立平和我是特邀。每次都请我俩主侃。这时候，老陆总是拿个本子记录，偶然插话。对社会问题的关注，对异端后生的尊重——从那时起他一直称我“老郑”，在社会学界的头领中无出其右。 
　　还是房子是大事，人大答应给我三居室。我终于弃暗投明，去了大学。到人大后评职称我也不申报，觉得冲击了“原住民”的生态不合适。李强偷着替我写了上万字的申请，逼着我签字，说系里不能压制人才。我和他说：我有个条件，今年老林也申报了，我必须排在他后面，不然我决不接受。李强到学校多争到一个名额。我和林都解决了。那年我48还是49岁。 
　　再后来离开人大，表面的原因是人大的改革，按照他们的政策，教授必须有课题。我从来不申报课题。这么一来我就得降级了，教授变副教授。我给校长写信讲道理，说好比两个人种田，一个人化肥撒得多，一个不撒化肥亩产一点不低，非说不撒化肥就不是好农民，讲不通吧。当然这不是离开的全部理由。人都走了，有些理由就不必谈了，当事人心里都明白。信写上去，校长秘书给我来电话，说感谢你的信，然后就没下文了。我也开始启动调转。 
　　走前“备享哀荣”。副校长、校长接连谈话挽留。此前我从未与他们单独谈过话，照面都少之又少。纪宝成校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令我感动。办手续的时候，忙完别的手续我上午十一点才到人事处。照理说，要下午才能继续办。处长说，纪校长说了，既然放人，就让人家高兴地走，不要让人家跑第二趟。人事处的人过了十二点还在给我打文，校长交代他们随时到他的办公室签字。 
　　办手续前恰逢北大制度改革，中央电视台要做一期节目，到场的都是北大人，只有我和南开的副校长两个外人。电视台觉得我说话生动，特邀我到场。现场一个北大的教师发牢骚：教研室如何狭窄简陋。我听不过去，说：“这些我都习惯了，我连一张桌子都没有，和学生谈话经常坐在校园的石凳上，这真的没什么，我们又不坐班。我不能容忍的不是这些，而是和平庸的人共事。”这节目播出不久我便调动了。据说，人大的一些同事极为愤怒，认为我在说他们。实在是大误解。我一生工作学习过十个单位，包括现在的北大，统统不乏平庸之辈，我抒发的是长久以来的感叹，绝没有想到人大。我对我所工作过的人大社会学系没有格外的不满。再说各位应该看清楚了，指桑骂槐不是我的作风，我是要么不骂人，骂人就点名道姓。 
　　现在我在北大这里，一如既往，做个边缘人，十五六年了，不申请科研经费，不担任一丁点儿行政职务，学校的事也不参与，就是上点儿课。研究生入学考试、答辩我肯定积极参加。其他的事常常不来，三个会议两个不参加。大家相安无事。我不要任何钱权，还能有什么矛盾？ 
　　北大也有颇多看不下去的事情。如果北大也呆不下去了，我真不知道去哪里。

　　我喜欢发表观点，喜欢骂人，骂人多过瘾啊。我不怕得罪人，反正什么都不要，又不指望别人帮我点什么忙，骂了就骂了，怕什么？我做的一切都是自己感兴趣的。 
　　至于说到安身立命和人生的追求，就是出卖思想和观点。对主流制度、主流风气的批评，对社会不正义不健康现象的批判，说起来其实和插队时候的牢骚差不多。别的不想往上爬的知青感觉准确，不愿意多干活，我还非要从理论上说清楚，解释为什么不该多干活。出卖个观点嘛。 
　　你问我的自我期待，我有篇文章你应该也看过，《我能影响中国吗》，我当然不能影响。不过，我说出自己的观点来，整个思想生态圈就变了，我说出来，就不是一言堂了。很多声音中，你听谁的呢？这不是我能控制的，不取决于我。就好比两个人下棋，我给你出两招，别人也支招。但怎么走是他下棋人的事，他决定这盘棋的胜负。我做学术这么多年，如果还以为自己能影响什么，那是弱智。我应该能明白，影不影响中国不取决于我，更大程度上我影响不了，我只能影响言论界的生态，让思想领域不是一言堂。不让有权势的人，无论是政治领袖，还是大企业家，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把人都蒙蔽住，都催眠了。我就是叫你催眠不了。 
　　好比号召大家都消费，发展汽车，拉动GDP，我说你别胡说八道了。但我说了后就不发展汽车了，就发展公交了吗？这我说了不算。好长时间丝毫影响不了。后来发展公交了，好像越来越符合我说的了，那是我的影响吗？不是。交通堵得不行了，能不改吗？在交通问题上碰壁了，穷途末路了，这才转向的。当初我很早就说了，废话！不听！如果早听了不就减少代价了吗？没有减少，不会听的。现在都撞墻了能不改变方向吗？堵得那么死能不改吗？所以说，形势比人强，形势教育了决策者，不是我的言论影响了决策者。 
　　没有我的言论，现在也会改变，是形势决定的。不是马寅初影响了中国的人口政策，不是说他提出一个理论，开始大家不明白，后来明白了就听他的了，不是。是人太多了，不行了，才明白的。中国人口政策绝对不是因为马寅初而改变的。没有马寅初，后来中国的人口政策也会变的。要早听明白人的话，不就早好了？没有的事！不会听的。这当然是可悲的。 
　　当然，说好听点还是有意义的，也要给自己找点价值，就是打破一言堂，不被一个人、一个声音催眠。社会全部就一个声音，那太可怕了，那是中世纪，是文化沙漠。我们的存在就是改变文化沙漠，制造多元的声音。仅此而已。 
　　以前也做点电视，媒体可以把声音放大。现在不做了，空间太小了，很多东西不让说。在北大教书没问题，课堂上的言论都是披着学术外衣的，总不能赤膊上阵吧，在课堂上做个政治演讲那是不合适的。反正，在课堂上如果老老实实批着学术外衣，言论还是自由的，不管思想是左倾还是右倾，一般还不至于惹太大麻烦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，学术就是我的工具，就是一件外衣。一方面，我们跟普通公民一样关心社会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，对社会正义的关怀，对不公正事件的义愤，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受了点学术训练，说话方式有点不同，别的没什么区别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真的热爱学术。学术的纯正性我是有的。我搞学术有这么两个动机。 
　　费孝通一再声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中国致富，我觉得完全这么说是不够的，狭隘的。要有两个动机才好，一个动机的话容易丧失动力。促进国家致富依赖很多条件，要掌权者听取你的正确建议，可人家就不听，二三十年吭哧下来，你还干吗？还有点纯正的学术关怀就好办了，我自己感兴趣，高兴做，能造福社会更好，不能我也高兴做。费孝通在纯正的理论关怀上太弱。非功利的东西才能保证纯正的科学。 
　　很多东西不是当下能造福人类的，进化论怎么造福人类？只是为了证明，人类有博大的关怀，想解释这些东西，就是要搞明白事情，体现人类的伟大，好奇，求知，让我们活得更明白，这跟多产几斤粮食不相干。求知不是求福，求福是比较容易的。

　　我越来越认识到，我对编辑出版学生的文集有瘾。掐指算来，已经出版了九本，还在继续。 
　　第一本是《都市的角落》（中国城市出版社，2002年）。从1999至2001年我一直在人民大学为研究生开选修课“城市社会学”。课程讲过三轮，选修者来自各系，共140余人。这本书中的共40篇文章就是从选修这课程的同学们的140篇作业中筛选出来的。我对学生们的选题抠得很死，每个学生都要在全体同学面前汇报自己的选题。经我批准和提出建议后开始调查。不批准者要重新选题。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：“每每帮助同学们定下题目后，我都有播下种子的感觉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：‘我们不能无中生有。’我对先哲的回应是：‘唯有农人和教师是幸运的。’我常常有打开作业后惊讶和欣喜的感觉。我是一个老北京人，我对这个城市已经丧失了敏锐的感受，更有很多新鲜事物是我所发现不到的。同学们敏锐的视角，辛勤的探访，使我了解到许多一直包围着我们我却所知甚少的东西。” 
　　我编的第二、三本学生们的文集是非正式的内部出版物。为了促进学生论文水准的提高，我向人大社会学系建议，系里每年出一本《毕业论文选编》，硕士论文和学士论文各选五六篇。书后附有我系该年的全部博士、硕士、学士的论文题目。学生毕业时每年师生都要合影。我建议，省下印相片的钱，将照片印在文集的封二。论文集发给全系每个学生。毕业生们收藏它比收藏相片更方便，且有价值。系里同意了我的建议。第一集（2002年）印了500册，一半送给系里师生每人一册，一半送给外校社会学系。出版后，我说：“明年换个人干吧，但如果没有人愿意干，我也可以接着干。”最后还是我接着干。两次都是我挑选论文，并选择一个学生去统一版式、联络印刷。我向系里为帮忙的学生要了报酬，好像是500元。我自己做这事情分文不取。责编和印务事情繁杂，报酬很低，学生接受这工作完全是看我的面子。我的要求是寻找最低的印价，选廉价的纸张，但是版式要严格，它体现的是学术的高贵和严谨。 
　　在我准备编辑第二本《毕业论文选编》的时候，山东人民出版社《社会学家茶座》的编辑王海玲找我。我们的交往始于她为《社会学茶座》向我约稿。如果不是她看中我的文章也就不会有其他合作。她要我帮她在选题上出主意。我让她看《选编》，说这是人大社会学系的内部读物。可以正式出版《北大、清华、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》，质量绝对过硬。她担心销量，问我可否不付稿费，我说可以低稿酬，无稿酬绝对不行，这种事情我不做。 
　　我告诉她，这不是畅销书，但是基本销量是有保障的。措施有三。其一，我国高校现有五十多个社会学系，一百二十多个社会工作系。学生都要写论文，这本书是样板。每个系师生中有二十人买这书应该无问题，加在一起就是两千余册。其二，从教委搞到社会学系和社会工作系的名单，然后顺藤摸瓜，从每个系中找到一个学生的E-mail。其三，通过E-mail给这些学生发信，请他在该校内帮助征订、集体邮购，可以打折扣。我摇唇鼓舌，王女士被说服了。我和几位朋友商议，这事不能官办，心须民办。若由三系领导牵头，必要平衡三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，这种筛选机制弄不好将耗资费力，最终很可能其他因素凌驾于论文质量之上。我小视的不是三系领导，而是现行体制。何况多年来官方不是从来没想到要做这事吗。 
　　于是我联络了孙立平、林彬、刘世定三位同仁，挑选编辑了这本文集。那边的王女士搞到了全国社会学系和社会工作系的名单。但是一个大社的编辑哪里做过直销的琐事。我按照自己出的打折邮购的主意，在北京几个学校中为她征订了100册。看她懒得发信，就越俎代庖，在妻子的帮助下，打印和复制信件一一发出信息让购书者汇款至山东社、写信封、刷糨糊粘信封，自付邮资，共发出了150封信。我早就预计，只有当信件是写给某个具体人时才有效，写给某院系是没人理睬的。但是我不掌握具体人的姓名，只好往院系寄，结果石沉大海。 
　　这书销售不好，但是社会影响却很好。出版社犯难了。我不客气地催促他们：“愿不愿继续干，快点给个答复。不成我就找其他出版社了。”我一向以为合作必是双贏，谁也委屈不得。山东社一咬牙，决定再试一年。这年我调到北大，沈原接替了孙立平，我俩和潘绥铭组成了持久的三驾马车。 
　　以后销售还是不好，印的三千册都卖不出去。2007年我决定大干。让出版社将稿费按该书半价折合成文集给我（共480本）。我先自己垫钱给同学开稿费。我查阅了北大两个年级的硕士生名单，和每个外地社会学系考来的同学通话，要他们介绍一位外地老同学。我向外地学生介绍征订方式：他接到我们的六本书后送给每个班长，让班长拿到班里传阅和征订，按13元（今年定价28元）收钱，上报征订数。最终十三位外地同学答应帮助我。出版社先往每处寄去六本书，待同学报我追加数后，再二次寄送。最后学生一总向我汇款。2007年按此法共销售了六百多本。2007年的3000册可以顺利销掉。明年照此办理，本书活下来了。我得意这一路数：同学们买到了半价的新书，学术书找到了直销的路子。 
　　自2003年2月至2005年10月我先后在人大和北大讲授“消费研究社会学”。本课程五轮下来，共计150人选学了这门课程。我从150篇文章中筛选出来24篇文章组成了《消费的秘密》，与我的著作《后物欲时代的来临》成姊妹篇，2007年一同出版。此书的整体水平高于《都市的角落》，特别体现在最好的几篇文章上。 
　　我为什么对编辑学生们的作品这样着迷？别人不解，自己也犯嘀咕。年纪大了爱回想旧事。将旧事串联起来，渐渐看清了自己的心路。大学同学聚会时，有人还记得当年大家慷慨言志时我说过一句话；“能当上国家足球队或田径队的总教练，给个副总理都不换。”我真的喜欢那份差使，不是那份荣誉，而是那种工作本身。 
　　我在东北农场学校中做过二年体育教师。我觉得带运动队是最刺激和过瘾的事情。我们学校很小但是在团里的运动会上仍然取得过骄人的成绩。我的学生获得过百米、跨栏、速滑冠军。我过去不会滑冰，学生速滑的技术比我好得多，但是仍然服服帖帖地听从我的指导，因为我会安排训练。比如一次训练课安排几次500米或1000米速滑，几次冰上起跑训练，以及地面上的力量训练。我要学生到农机厂借来铁杠子和铁轮子，蹲杠铃。一边一个轮子太轻，我告诉他们没效果。一边两个轮子太沉，站不起来。学生们觉得没办法。我说这还不简单，左边两个轮子，右边一个，肩膀靠近左边就大致平衡了，一边站一个同学保驾。他们服了。一个不会滑冰的教练教出的学生获得了合江地区速滑第6名。 
　　反省起来，我所迷恋的两种工作——教练和编辑学生文集——中，贯穿着同一种内在的特征——压力、严格规则下的竞争、调教后生、运筹帷幄。我喜欢竞争，但是不能适应和拒绝参与规则不清晰的竞争。讨厌为了竞争获胜而拍马屁和拉关系，其一觉得那样的人格是可憎恶的，其二对我来说重要性决不逊色于其一，就是渴望真正的竞争，不正当的胜利将剥夺我获胜的喜悦，使我永远不能享受真正的胜利。 
　　我喜欢挑战和竞争。少年时代练习中长跑，50岁冬泳。今年开始对潜泳着迷，现在可以潜泳40米，准备拿下50米。后听老同学说，他的一个朋友最近潜泳身死，我才放弃，因为我自知我拥有的意志足以自残，甚至逼近了自我毁灭的边界。一个热爱竞争的人会不断感到，他的竞争的领地在无可奈何地缩小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不能踢球了，不能赛跑了。指导学生去竞争，使他的兴趣得以转移和继续，并且竞争的频次大大高于年轻时亲自上阵。 
　　今年出版的《与本科生谈：论文与治学》（2008年），是我的讲课实录。 
　　这门课讲过两遍。一次在人大，一次在北大。我上课规矩大，正式选课的同学每次必须签到。我的博士生劝我，签到会影响同学的选课心理。我不以为然。或许签到体现了我的作风——苛刻，好在我律己之严超过待人。我的性格是少年时代，在对领袖和父亲的双重逆反中形成的。父亲是双重标准，对家人苛刻，对自身宽容。饱受压制中我暗下决心，今生绝不做这样的人。我其实也是双重标准，对己近乎自虐，与之相比，待人简直就是宽容了，虽然远远赶不上时下多数教师那样随和放任。这些年来我课上的一份份签名录，都珍藏在一个牛皮纸口袋中，是一份特殊的纪念。 
　　人大87位同学选学那门课程。课的名称叫“怎么写论文”，是一个学分的课程，共上八周，每次两节课，共16课时。我好像是讲了四五周。另外的三四周用来点评每个同学报上的论文题目。我很胜任这种大课，享受大课中对同学选题的点评。也很受同学们欢迎，他们觉得特别受益，比听我讲课还过瘾。说实在话，我很怀念人大的课堂。名校之间，互见短长。一般来说，北大的学生要比人大的学生学习上更投入。但人大上我课的同学绝对投入。可惜不久我就离开了人大。我在人大共开过五门课：信任研究，城市社会学，消费研究，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，怎么写论文。在北大也开过五门，不再讲“信任研究”，新开了“幸福导论”。在两校共计开过六门课。 
　　“怎么写论文”是我在北大开的第四门课。本来没有这个想法。发现很多本科同学轻视论文，很晚才定下毕业论文的题目，系里一直没有这门课，才毛遂自荐，向系领导建议。答复是学校没有一个学分的课，至少2学分，须上32课时，16周。这是规定，没商量。关于写论文我没那么多说的，只好扩充相关内容。于是，一半讲论文写作，另一半谈治学之道，冠名曰“论文与治学”。我当时计划，两个年级一同上，我每两年上一次，保证每个同学听到这门课。不知道系里怎么想的，怎么运作的，最终四年级八人选课，三年级五人选课，共十三人。因时间充裕，不再是我一人点评，而是同学们参与讨论。讨论热闹、好玩、开发心智。三年级的同学徐晓锋可以指着我鼻子说：你说的不对。私下别的同学告诉我，社会学系老师中他最佩服我。也可能不佩服就不批判了，我算幸运。这样的批评家，对活跃本系空气多好啊，可惜他去了清华。 
　　北大的授课过程虽也愉快。但“论文与治学”，原本就不是阳春白雪，是希望面对更多同学的课程。只来了这么少的同学，我很失望。好在录了音。整理录音成书出版，我有过两次。一次是《城市社会学》（城市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另一次是《阅读生物学札记》（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04年）。两书整理的都是我第三轮授课的录音。我一向觉得，第三轮最好。前两轮欠成熟，到第四轮就不兴奋了。我也极少有哪门课讲过五轮以上。这次超前，第二轮授课就整理成文。 
　　我相信这门课对同学们有帮助。其实眼下空缺“怎么写论文”这一课程的好像不仅是人大、北大两系。但是我不打算继续开了。索性终结这门课，放飞这本书。授课的好处是有对话，加快互动，激发思考。这次课上和同学的对话忘了录音，很可惜。

　　我生活挺好的，北大给我的报酬很多。这个社会上钱挣多挣少的人都很多，看你参照谁来说啦。我这个人不大消费，还真不知道，钱挣多了怎么办，不会花钱啊。我家也不是高消费家庭。我老打击我老婆，她要买健身的什么器材，我说要那玩意儿干吗，徒手我就能让你练一身汗。要我陪她逛街，大冬天的，我就站在商场门口。赶巧让一个老同学撞见了，问我：老郑，大冷天怎么站在这儿？我说等老婆呢，进去更难受。下回她就不叫我陪了。 
　　说花钱吧，我就是买点书。还有一项爱好，唯一的，收集非洲木雕。这几年刚刚有点发烧，为木雕扔了一点钱，其他的就没有花钱的项目了。对了，我还游泳，办的年卡，但这个对一大学教授来说不算个事儿，我马上就要用完第四张卡了。 
　　我一个月的收入……几千呢？我也不看账单，反正一年三万是有的，加上我是二级教授，津贴四万，一共七万。不是确切的数字，但我想着差不多应该有这么多吧，还有些稿费。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，反正我自个儿觉得七万很多了，真的很多了，相对于我们的工作量来说。我也花不完。我说的非常由衷的，学校给的钱不少了。

　　选自《山河判断笔尖头》，陈洁／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9年8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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